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已经是苏世民项目立项的第六年，招生的第三年了，这已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教育交流项目。您觉得苏世民这个项目在加强中美的沟通交流，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方面，能够做哪些直接的工作？

薛澜：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其实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大家都知道是中美建交40周年，应该说在过去的40年里中美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也存在着一些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深度了解不足等问题，而苏世民学者项目恰恰就是着眼于这一点。

它的基本的出发点在于：第一，是认识到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崛起会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同时也认识到，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和苏世民先生一起共同来创办这个项目，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未来能够在全球各个领域发挥领导力的一些人才，这些人才能够起到桥梁作用，能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能够更好地去拥抱世界。所以，人才培养是项目最核心的目标。

另外一个您刚才也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在于，我们需要多层次的沟通渠道，苏世民书院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促进全球对话的渠道，我们希望今后在这方面也能发挥作用。

记者：我们知道通过已入学的三届的招生，苏世民书院在促进青年，特别是美国的青年人更多来中国学习、交流方面已经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作用。您觉得苏世民书院在中美经贸的合作、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等各个方面还能起到哪些推动作用？

薛澜：人才培养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有时候确实也不一定那么长期。不久前我们书院有一个交流活动，就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书院有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会，我们发现书院去年毕业的几位年轻人，他们可能很快就走进了一些跟中美关系密切相关的工作岗位，其中一位就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工作，所以其实已经在发挥一些直接作用，当然他们要能够发挥领导力的作用可能需要假以时日。

但是另外一点您也提到，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能够去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首先，书院现有一些已经毕业的美国学生现在就在滴滴等中国的创新创业公司工作，他们会给他们的朋友和社会交际圈去传递中国社会创新创业蓬勃发展的这种机会，让美国的社会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发展，不是靠偷窃知识产权，而是靠中国社会创新能力的释放来发挥作用的。

另外，我觉得今后的世界发展还是要靠年轻人。不久前，哈佛大学两位校长几乎是前后脚来访问苏世民书院，哈佛大学现任校长白乐瑞在中午的时候到苏世民书院跟同学们一起互相交流，哈佛前校长萨默斯也在晚上给书院的同学们做讲演，也提到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的情况，后来同学们就提出来很多非常有见地的一些想法和建议，这些观点从年轻人的角度来思考中美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这可能是我们的很多政策制定者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就是从年轻人的角度去探讨中美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这方面同学们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记者：我们注意到从您在清华公管学院院长任上，就一直致力于中美关系的促进和交流，您也兼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应该说为中美关系促进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都是受益者。接下来苏世民这个项目在促进中美关系在智库交流以及“二轨外交”等平台上，有没有一些打算？

薛澜：我要先说明一下，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到2016年就结束了，但您刚才讲的特别重要，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交流渠道，但实际上智库之间的交流可以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我原来在做公管学院院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因为公共管理学院下面有各类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本身就是一些智库，例如我们建立的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都在智库之间的对话中起到很大作用。

我想苏世民书院今后在智库交流等方面确实可以发挥更多作用，我们来看苏世民书院的特点：几乎没有自己的老师，主要是靠清华大学其他各院系的老师，和全球各个领域最优秀的老师来承担我们的教学任务，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思想汇聚的地方，有各种各样新的想法在这里不断地交流产生，各类学术活动也是非常活跃。正如您刚才讲的，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机制建立得更加完善，来推动这种智库之间的交流，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推动的工作。因为我们人才培养是第一位的，前几年已经把这个基础打下来了，所以下一步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去做一些新的探索。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于去年12月份在清华做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讲座，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科技创新政策的历程。您觉得我们在科技等领域怎样取得外部世界更多的信任，我们的发展方式更多地取得世人的理解？

薛澜：在目前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确实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下一步科技创新领域应该怎么发展。一些人就提出，既然美国要对我们“关门”，中国是不是也要把门关起来？我觉得首先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非常充分地证明“改革”和“开放”这两个轮子是互相驱动的，改革实际上创造了更好的开放条件，但其实又提出了更多的开放需求，在这个“开放”进程中有了很多新的想法以后，又对“改革”起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两者之间一定是要同时去推进的。

中国在科技领域，不管是基础、应用还是其他各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科学研究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是丝毫不逊色于经济和金融等方面的全球化的，所以中国有大量的对人类知识贡献的新研究成果是通过国际合作取得的，如果这些合作被取消，对全人类都是一个损失。因此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不管其他国家是什么态度，中国必须要坚持、坚定不移地开放。

在创新领域，因为涉及到很多市场的竞争，我觉得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比，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家在这些方面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我们也同样坚定不移地把这方面继续往前推进，不仅是跨国公司有这个需求，中国自身的创新领先企业也有非常强烈的需求，所以这不仅仅是应跨国公司的请求，更是我们自身都需要的。

最后我们还需要很清楚的一点，在有些重要的领域，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还是有出口控制，在这些领域，中国没有办法，确实得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去自主推动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所以我想我们要自主和开放并行不悖地往前推进。

记者：在现实层面我们要改革（自主）和开放同时推进，在长远布局里，通过中美青年人加深彼此交流和了解。

薛澜：其实不仅仅是中美，还有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这种理解和交流也非常重要，我们最新一届苏世民书院的学生，来自于39个国家、超过一百所大学的学生，总共一届其实也就130到140人左右，但是实际上生源范围是非常广的，我们就希望这个项目真正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的交流平台。